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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

  ●黨建不應只是簡單的福利供給，組織形態創新必須與實質性作用發揮相結合，避免陷入“有形式無內容”的困境

  ●新興領域黨建絕非簡單的組織擴張，而是要把黨的領導貫穿新興領域改革發展各方面全過程，調動抓改革促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組織活力”與“發展動力”的共生演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探索加強新興業態和互聯網黨建工作，擴大黨在新興領域的號召力和凝聚力。新興領域黨建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重要手段、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要求。要准確把握加強新興領域黨建工作的任務要求，堅持問題導向、尊重客觀規律、創新方法載體，實現“黨建強”與“發展強”的良性互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實保障。

從“有形覆蓋”向“有效覆蓋”轉變

當前，新興領域黨建已展現出組織形態創新、功能融合升級等特點，但亦面臨覆蓋率不足、形式主義風險、權責機制模糊等挑戰。

組織形態的靈活性與創新性。新興領域的最大特征在於其流動性強、平台化程度高、勞動關系鬆散，傳統“單位制”黨建模式難以直接套用。例如，某地針對外賣騎手群體探索建立流動黨員黨支部，依托配送站點設立紅色驛站，通過線上平台開展組織生活，實現黨員“雲端歸隊”﹔也有地方在新社會組織中推行功能型黨組織，根據項目周期臨時組建黨支部，任務結束后自動解散，既避免機構冗余，又確保黨的活動不斷檔。此類創新表明，黨組織形態正從剛性覆蓋轉向動態嵌入，更注重與行業特性的適配性。不過，這種靈活性也帶來組織覆蓋率不足的隱憂。部分平台企業以“算法中立”為由回避黨建責任，導致黨組織在算法決策、權益保障等核心環節缺位。這提示我們，組織形態創新必須與實質性作用發揮相結合，避免陷入“有形式無內容”的困境。

政治引領與服務功能的深度融合。實踐中，有的地方黨組織聯合外賣平台推出騎手“積分銀行”制度，黨員騎手參與志願服務可兌換平台派單優先權，既提升了接單效率，又強化了政治認同﹔杭州市在新業態集聚區打造“黨建+人才服務綜合體”，為新就業群體提供技能培訓、法律援助等服務，2024年累計惠及15.6萬人次。這種“服務換認同”的模式，體現了政治引領與服務功能的有機統一。然而，部分地區仍存在重服務輕引領的誤區。某地曾投入數百萬元建設“外賣小哥之家”，卻因缺乏常態化活動機制，驛站淪為充電休息站、黨建功能流於表面。這啟示我們，黨建不應只是簡單的福利供給，還需將服務資源轉化為政治動員能力。

體制機制的系統性重構。新興領域黨建涉及市場監管、民政、人社等多部門，傳統條塊分割的管理架構難以應對跨界治理需求。近年來，中央層面推動成立兩新工委統籌協調，地方層面亦涌現創新案例。例如，有地方建立“紅色CEO”制度，選派退休黨員干部到互聯網企業擔任黨建指導員，還有地方開發“黨建雲圖”系統，整合工商注冊、社保繳納等數據，實時追蹤新經濟組織黨員流動情況，破解“口袋黨員”難題。這些實踐表明，新興領域黨建也是一項系統性社會治理工程，部門權責邊界不清、政企數據共享機制缺失等問題，仍是制約黨建效能的關鍵，需進一步明確“屬地管理”與“行業管理”的權責清單，建立跨部門聯席決策機制。

當前新興領域黨建工作所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組織形態的創新與挑戰。新興領域黨建需要突破傳統組織形態，採用靈活多樣的設置方式，如依托園區、商務樓宇、商圈市場等，形成功能型黨組織，並探索如何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保持組織的穩定性和凝聚力。人員構成的復雜性。新興領域從業人員構成復雜，包括非公有制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互聯網平台從業者等，統一思想、凝聚共識較為困難，需要創新管理模式和方法。工作內容的多樣化。新興領域黨建不僅涉及思想政治工作，還要求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進企業創新與可持續發展，需要黨組織在企業發展戰略、科技創新、社會服務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覆蓋質效的提升。要通過單獨組建、區域聯建、行業統建等形式，積極探索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黨建工作模式，確保黨組織的全面覆蓋，推動從“有形覆蓋”向“有效覆蓋”轉變。

實現“組織活力”與“發展動力”共生演進

新興領域黨建絕非簡單的組織擴張，而是要把黨的領導貫穿新興領域改革發展各方面全過程，進而團結凝聚新興領域廣大從業人員，調動抓改革促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組織活力”與“發展動力”的共生演進。

健全“動態覆蓋”機制，破解組織設置難題。黨建實效性需通過資源整合與精准服務實現，而非單純依靠組織覆蓋。要將黨建活動與實際工作環境緊密結合，實現組織設置有載體、組織覆蓋有形、組織功能發揮有效，促成從“建組織”到“建生態”的轉變，從而提升黨建效能。針對新興領域基層黨組織設置不夠完善、吸引力不足等問題，要通過擴大黨組織的覆蓋面和影響力，確保黨建工作能夠深入每一個角落，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

強化政治引領與利益聯結的雙向驅動。組織覆蓋只是起點，政治功能激活才是關鍵。要通過加強黨組織的治理權威，提升黨建工作的整體水平。針對新就業群體“多、散、小、變”的特點，探索功能型黨組織、流動黨員驛站等非傳統建制模式。如某平台建立流動黨員黨支部，依托配送站點開展“十分鐘微黨課”，既適應騎手工作時間碎片化特點，又確保教育管理不脫節。此類實踐凸顯了“組織跟著黨員走”的靈活性，將黨的主張轉化為青年群體的價值共鳴，能有效破解教育入耳不入心難題。回應群體利益訴求，方能增強吸引力。某地通過“黨建+就業幫扶”項目，為新興領域從業者提供職業規劃咨詢和法律援助，使黨組織成為“服務驛站”。這種“服務先行、政治跟進”的策略，有效拉近了新業態從業者與黨組織的距離。

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新興領域黨建需跳出“內部循環”，主動融入基層治理。新興領域從業人員的高流動性和離散化特征要求黨組織在空間上具有較強的組織覆蓋和功能發揮能力，要通過空間結構化、空間再組織化和空間社會化，有效推動黨建單元、組織建構和黨建共同體的形成。通過技術、資源、角色等多元要素賦能，解決行政力量回應不足、治理資源與治理訴求對接不強、公民參與積極性不高等難題。引導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通過夯實社會組織的信任基礎、拓展支持網絡、實現資源共享和規范社會行為，構建以黨建為引領的存量社會資本增值路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意識，既善用數字技術提升黨建效能，又警惕技術主義對政治屬性的消解，真正實現“黨建強、發展強”的良性循環。

（作者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基層黨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